香港疫情升溫引發華人社會對清零政策的議論，有的認為疫情失控證明清零錯誤，應該「
與病毒共存」；有的認為清零沒錯，是香港落實清零政策不力，若如大陸般滴水不漏，就
不會失控。也有些存偏見或惡意者，認為嚴厲的清零政策侵犯人民自由權利，罔顧隱私權
，付出太大成本，香港應採取西方國家尊重人權的與病毒共存政策。

深入探察可發現，有關疫情防控政策的主張，與其政治傾向雷同，倡言共存者多為強調自
由價值者，主張清零者則重視國家治理能力。事實上，共存論者的理據多非源自公共衛生
的專業見解，而是基於對西方自由民主價值的認同，不追究共存政策是否輕忽生命價值，
不思考政府是否應善盡保護人民安全的職責，就肯定共存政策優於清零政策。他們不去具
體比較防疫的實踐績效，就輕率認定清零是中國特有的嚴酷政策，是威權主義的體現，是
侵犯人權與隱私的惡政，人民必須反對，政府必須揚棄。

防疫績效當然跟政府體制及社會民情有關，但關鍵仍然繫於政策的選擇，究竟是嚴管嚴控
的堅決清零政策，還是寬鬆自由的共存政策。新冠病毒大流行前兩年的確診與死亡人數顯
示，清零政策遠優於共存政策，大陸、台灣、香港、澳門、紐西蘭是其中佼佼者，但去年
底變異的Omicron成為主要病毒之後，其傳播力雖強，但重症患和死亡率都低，所以越來
越多國家陸續撤除防疫措施。於是乎，清零政策受到越來越強烈的批評，大陸的防疫政策
備受質疑與責難，甚至成為威權體制惡質表現的攻訐口實。

香港疫情爆發之後，特區政府收緊防控措施，大陸也緊急援助，意味將堅定執行清零政策
。在這個決策之下，當務之急是把確診數減下來，讓疫情受控，解除醫療體系與醫療、安
置、隔離處所不敷使用的窘境，減少死亡人數，恢復正常生活。

依香港現狀，清零決非易事，甚至已成可望不可及目標，但以動態清零理念與做法，及早
發現、及早隔離、適切治療、斷絕傳播鏈，讓生活恢復常態，已被更多港人視為負責任政
府所應為。香港需要的是增強檢測能量、隔離處所、醫療能量、強化公衛措施減緩病毒傳
播，為醫療系統爭取更多應變時間，避免醫療資源的擠兌和無助病患的傷亡。任何歌頌西
方國家鬆綁與譴責中式嚴厲抗毒的論述都無濟於事。

香港確診病例暴增，已超過醫療與公衛體系所能負荷，需賴北京支援下加大檢測力度，建
立方艙醫院，甚至轉運重症病人到大陸醫治。當然，比起大陸，香港缺乏足夠的組織、動
員及控制能力，更缺乏一個擁有權限與執行力的強勢政府，無法進行嚴密的封閉管理。這
是政治與社會體制使然，或許正如建制派人士所說，「香港的做法不倫不類、半桶水、漏
洞百出，釀成這次大爆發」。無論如何，面對迫切的危機，加緊防疫降低確診與死亡人數
才是正確選擇，哪有跟隨西方國家放鬆放任的道理？

尤其不能苟同的是，有些共存論者將爭議視為制度優劣比較的一個鬥爭，認定其為西方自
由民主模式優於威權體制的範式。其實，兩種政策取向並非絕對的差別，西方目前採取共
存政策是將重點放在鼓勵接種疫苗，不再採取積極的疫調、隔離及其他限制社交距離等防
疫措施，不再以限制人民自由的管制措施截斷病毒擴散。大陸厲行清零但開始視疫情狀況
動態放鬆管制，屬於動態清零的作法，台灣也屬於動態清零，但放鬆管制的速度較快。

目前仍採行清零的主要國家與地區，從大陸到香港、澳門，不是威權政體就是半自治體，
只有台灣是民選政府，可見採行清零還是共存政策，與政體屬性無關，純屬政策的選擇，
只是執行績效有別。台灣疫情可控，若能堅持到底，可為民主抗疫創造一個成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