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景森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學生，我在臺大教書三十幾年，見過許多資質優秀的學生，但
是假如說個人的聰明才智特別傑出，讓我印象特別深的，好像只有兩個，一個是張景森，
一個是林正修。張景森原來在我們的碩士班就讀，因為表現非常優秀突出，我當時就建議
他不要念碩士了，直接念博士，所以他就直接念了博士。他畢業以後，我們那時候是有規
定，自己學生畢業後，不能直接留下來當老師，我們覺得這樣不好，形成近親繁殖，你假
如希望回來當老師也可以，但是要先出去闖蕩幾年再回來，除非你真正有非常優秀傑出的
表現，好像還有個在學時表現的百分比門檻，張景森就是因為特別傑出，老師們都同意就
直接以助理教授聘任，把他給留下來了。

　　後來很快就碰到陳水扁競選臺北市長，當時張景森好像找了一些博、碩士班的學生，
幫陳水扁寫市政白皮書。他在選舉市長的時候有幫過陳水扁的忙。後來陳水扁當選市長後
，要組織市政府的小內閣，我記得張景森有幫陳水扁來問過我，問我要不要當都發局局長
，我是沒有去，其實我做官的機會不只那一次，但是自知不是做官的料，所以我就沒有去
。後來他就自己去做了。」（王鴻楷老師訪談p114-115）

　　「十四、十五號公園運動在開始的過程，臺北市政府內部開會的時候，我還記得都發
局代表來開會的就是我們碩士班的李得全，現在在臺北縣政府工作，他站在發展局的立場
表示反對拆除，跟我們都是一致的。李得全也不是自己亂講，是經過張景森指示的，但是
阿扁被公園路燈管理處蒙蔽，阿扁問：『拆遷問題、安置問題解決了沒有？』當時公燈處
是個極無能的單位，就說都解決了，然後阿扁就在媒體上把期限說了出來，市長的威信不
能打折，就要拆掉。

　　那個時候十四、十五號公園的人分三種，一種住在裡面最窮的外省老兵，政黨色彩分
裂，一批支持國民黨、一批支持新黨。中間中南部上來的攤商是支持民進黨的，阿扁曾經
對他們許諾先建後拆。最有錢的是林森北路兩邊的店家，是開餃子館、銀樓的，他們相對
較為富有的。阿扁的危險也在這裡，明明許諾過不拆，最後還是拆了，阿扁就說我先建後
拆，但這個建不是把房子蓋出來，畫張圖就叫做建，攤商都氣死了。

　　最後決定要拆，就在最後一次見面，學者與阿扁談了四十分鐘，學生都在學校裡等我
們，我去市政府面對阿扁、陳師孟等，講到喉嚨都乾了，他們卻聽不進去，他們說要城市
美化，我說：『美化！你們這樣的做法不是跟郝柏村一樣嗎？』他說『對，這就是我們的
做法，就是這樣！』水準甚差。還有像陳師孟這種糟糕的外省菁英，十四、十五號公園他
從來沒有進去過，因為怕被人家打，不敢進去，他們對於那種違建充滿恐懼的想像。我那
時候才知道，怎麼可能說服的了他們？他們橫了心，市長的意志就是要拆。

　　十四、十五號公園裡的人並不是省油的燈，他們所有的小孩在巷子裡面玩，只要任何
小孩玩火，任何大人就會喝止，因為他們深切知道火一燒就沒了，他們如此小心，結果竟
是被政府燒了。我們包圍市政府的時候，市政府說：『城鄉所全部都是國民黨，你們學生
都是國民黨！』我在門口，施明德從裡面打電話來，我說你的好朋友的女兒黃麗玲就站在
我旁邊，黃麗玲的爸爸與施明德是同案的。施明德一聽就知道，我們還會是國民黨嗎？城
鄉所的學生當時在立法院做助理，幾乎全部都跟民進黨的立委，怎麼會是國民黨的？這就
看出民進黨是很無恥的，你只要反對他，他就丟你帽子。就在市政府前面我跟施明德通電
話，那個時候陳菊也在裡面丟我們帽子，我當場就罵回去，說那個誰誰誰都是民進黨的助
理。後來施明德還有點勇氣，來了十四、十五號公園，被拆了以後他還請我們在對面的餐
廳吃頓飯，他對這個事表現還可以，喝酒也還可以啦。

　　馬英九的能力更差，他到了十四、十五號公園，手腳放哪裡都不知道，因為他是溫室
裡長大的，他沒有見過群眾運動，站在台上那個麥克風話都不會講，被我們城鄉所一個女
同學陳幸君拿個麥克風嗆他，把馬逼到話都說不出來。這就是十四、十五號公園的經驗。
當然十四、十五號公園最關鍵的就是阿貓，黃孫權的性格極有正義感，他在十四、十五號
公園前面還打過一架，一個女的被三個男的調戲，他一個就去跟三個打，打的自己頭破血
流，這就是黃孫權。

　　整個十四、十五號公園我覺得有許多要檢討的，為什麼輸掉？我那時候有個點子，很
可惜沒有機會試試看，因為我們還是太掉以輕心，相信華昌琳給我們的消息說市府是不會
動手，就沒有急迫感，其實早知道他會動手，我那個時候的構想是去找李登輝求救兵，假
如李登輝能出面來十四、十五號公園一趟的話，阿扁就不敢動手了，至少可能可以用中央
的力量抵擋一下市府的警察，我那個時候雖然想到，可是總是覺得好像還沒有那麼的急迫
，結果市政府就放火，一切就完了。

　　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樣就跟阿扁徹底決裂了也很好，不然在他當總統這段時間
貪汙，我們會更尷尬，所以跟國家打交道，真要非常小心，因為這批人為了權力壞透了。
張景森這個時候表態了，完全不理會前面堅持的原則，完全是市長講什麼就怎麼樣，之前
講道理的時候與我們完全是一樣的，到了這個時候才改變了。他很清楚，我們說那個地方
不需要蓋這麼大的公園，我們甚至還提出妥協方案，林森北路是特種營業的區域，晚上不
能是漆黑的，不然會出問題，所以我們認為，十四、十五號公園從都市的功能上，兩邊的
線性街道不能中斷，後面則是公園。弄個高層建物，上面住宅下面商場，公園縮點水留個
八成就可以了，設計上都做得到，所有問題也都解決了，而且最主要是讓都市生活，商業
空間南北得以聯繫，這是有道理的。

　　可是阿扁聽不進去，那個時候冠德建設剛好在這附近有建案，十四、十五號公園蓋好
之後，房地產都增值了，冠德的老闆是個藉機炒地皮的東北外省人。這就是為什麼林鍬現
在看到新店瑠公圳的事情加倍的感慨，因為現在所有瑠公圳的事情都是有如歷史重演的翻
版，公園美化了誰？其實是遮掩房地產利益的遮羞布，房地產增值才是重點。今天在新店
那種高階軍官的眷村就發了，那個低階士官兵簡直就不被看成是人，就是十四、十五號公
園的翻版。

　　阿扁真是把一個老兵逼死了。原本在那裡完全沒有省籍方面的問題，攤商把最後的剩
菜給留下來給那些老兵，老兵晚上就拿回去煮一煮吃了，以及他們到林森北路那些夜生活
的地方，吃店家晚上的剩菜，完全是社會底層不同階級與省籍共存的地方。然後最有錢的
像里長、餃子店的老闆還會對大家說，我們店家不要出頭領導，我們不能夠讓別人說我們
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我們團結在一起是為了替這些最貧窮的鄰居抗爭，不然別人攻擊我們
就站不住腳了，他們是懂得自律與自主的。

　　後來本省的攤商們都快氣瘋了，因為他們原來都是支持阿扁的。最糊塗的就是那些外
省老兵，老傢伙搞分裂，一半支持黃大洲、一半支持趙少康，但是沒有人怕他們了，因為
都老了嘛，要是在二十年前是沒有人敢動他們的，動了就拿手榴彈把你炸了。就像現在瑠
公圳那些非列管眷村的老傢伙們為什麼不敢與不能抗爭，也是一樣，所以像上週在新店瑠
公圳林鍬為什麼激動落淚？因為聽到一模一樣的話，二十年前市政府哪敢去拆啊？政府敢
拆他們就去跟你同歸於盡了。

　　等到十四、十五號公園拆遷之後，學生去調查，真是會讓人流淚啊！有些老傢伙不是
領了補償金嗎？但是他們能夠去哪裡呢？老婆與女兒還很高興拿了些錢出國旅遊去了，結
果老傢伙卻很寂寞，沒有地方去啊，還是回到十四、十五號公園跟幾個朋友聊一聊，很快
就陸續死掉了，寂寞死的。我最近看到學生去深圳郭台銘工廠調研，做工幾個月，連個講
話的人都沒有，不同車間、不同工種，分到同一個宿舍，下工回來，室友都睡覺了，連個
講話的人都沒有，寂寞難耐就跳樓了，這很像十四、十五號公園的結局。

　　所以十四、十五號公園讓我們成長，與國家打交道真是要很小心，它的資源太多了。
這個運動讓城鄉所那個時候承受了極大的侮辱，多少人打電話來罵，罵的非常難聽。發展
中國家的中產階級是最具侵略性的，說那些居民懶惰所以才沒房子住，自殺的那個老傢伙
只剩了幾十塊錢，要怎麼過日子？只好把自己吊死了。我就說：『他變成鬼都要去找阿扁
！』阿扁是比誰都怕鬼的。十四、十五號公園裡頭還有原住民，他們的房子蓋的真精采，
基地雖然小，空間卻十分豐富多變，不見到還難以想像。」（夏鑄九老師訪談p238-244）

　　「十四、十五號公園是唯一的一次比較大型的運動，依我的了解，是百分之百沒有例
外的總動員。十四、十五號最後的那一天晚上，就是三把火的那天晚上，是全所的人全部
到齊在現場靜坐，只有這麼一次。為什麼？因為那時候阿扁實在太誇張了。我們理性的跟
他們溝通，結果他們態度強硬，搞得全所的人都很不滿，就那麼一次。

　　當時阿貓在社區裡面已經搞了兩年，跟居民很熟，他就覺得很氣憤不平。政府要去拆
它，他就發動抵抗，去尋找資源。開始所裡面都沒人理他，他就去動員，去跟老夏講。因
為那個時候阿扁剛上臺，所上的張景森老師在當他的局長，大家都覺得有點難搞。更何況
那個時候張景森去市政府，是有一個過程的，並不是他自己想去就去，而是在所裡面討論
過，所裡面是形成一個共識支持他去當阿扁的局長。我記得很清楚在他辦公室裡，大家討
論後才一致支持他去做。可是碰到十四、十五號公園這個案子，這是阿扁的意志，你做一
個局長還能怎樣？你要執行嘛。老夏大概打過幾通電話給他，好像不樂觀，有一天，林鍬
跑來找我，說：『我們非要去搞這個事情不可，一定要搞。』後來我跟林鍬和阿貓，就召
集了所內師生，包括基金會的大桌。那時候搞運動都是在大桌上搞出來的，像什麼野百合
運動。之前在都計室的大桌，就有這個功能，所以只要一召集大家，人都跑來了，那時候
我們已經在海外會了，就在大桌上開始討論。

　　那幾天在討論的時候，老夏在國外，但是等到大家動起來的時候，因為我剛好要回美
國去，就跟老夏說：『同學都動起來了，一定要把它扛下來！』所以他就跳進來去帶動這
個事情，就去把它搞起來。開始的時候是去跟市政府協調，去尋找一個比較好的安置方案
，老華也很努力在想可能的方案，張景森在開始的時候也很努力在想，想要找到一個方案
，訴求有三點，第一、到底你接受不接受康樂里要被全部拆掉變成一個公園？第二、住在
這裡的人能不能繼續居住？第三、有沒有其它的安置可能性在周邊安置居民？

    我那個時候的立場，底線是要在十四、十五號公園的基地裡面，去蓋新的住宅給這些
人住，剩下來才拿去當公園。可是他們想的是，公園是公園啊，政府已經不可能讓人住在
這裡，我們一定要去另外尋找住的地方，什麼平宅、國宅，到處去找這些空屋，把這些人
打散了，一個一個放到不同的地方去。我們所裡的老師就說，有沒有一個條件是不能夠太
遠，一定要就近安置。

　　我還記得有一次，市政府就安排我們所裡面的老師去看這些安置的地方，有點像現在
溪州部落這樣，一個高樓，還是國宅之類的地方。然後他們說：『你看這個環境不是比這
個好很多嗎？是不是？你為什麼不去這裡呢？這裡也很方便啊... ...』他們還說好啊，
就順著你的意思我們不要太遠，我們就把他們安置在附近。那天我是拒絕去了，我說：『
你們去就上當了！』我認為一旦你接受說可以不要在原來這塊基地上，這個運動就已經失
敗了。

　　最後整個這個事情已經沒有救了。那時候動員的還不只是我們城鄉所，專業界都有參
與支援，說政府的作為太粗暴。學術界和規劃界也有。那時候像華昌琳，她是張景森從美
國找回來當市府的景觀顧問，在幫市政府改善人行道。她也在幫忙協調，一起打一個電話
去跟張景森講一聲。等到最後一個晚上，推土機都準備好了，當然沒有人會料到就被放了
那三把火。

　　到了最後一個時刻我們都還覺得，就算要把它剷平，裡面有些非常精彩的空間，紀錄
了這群人在這裡生活的歷史，應該要被保留下來，就算你要搞個公園，保留一個東西在這
裡，做為一個歷史的見證。最精彩的就是，因為原來那裡是日本人的墓園，你走進那些老
榮民家的起居室，沙發擺著，就在你跟我中間有一座墓座在那裡。它是幾十年跟一家人住
在一起，好精彩的空間，哇那裡面真是很有意思。我就跟華女士說：『妳趕快打個電話給
張景森，這些經典的歷史空間，全世界找不到的，妳跟張老師說，叫他不要拆啊。』你現
在已經到了最後關頭，推土機要進來，人要走了，你就把那些精彩的東西留下來，未來做
一個地景博物館什麼的。後來剷光了他們也有做一些藝術行動，比方說把一間房子復原回
它原來的樣子，用木框架做那個房子，弄一個造型出來，可是那個都沒有太大意思，記得
也是城鄉所的一群學生做的。

　　這個事件對城鄉所，還有臺灣在專業界上的影響，就是後來影響了馬英九對寶藏巖的
態度，馬有點不太敢直接把人敢走，所以給了他一點壓力，就保存下來，這個我覺得是有
影響的，就是馬英九不願意重蹈陳水扁的覆轍，這是有一點影響。對於社會運動來講，我
不知道有沒有過度，也可能有一點把它迷思化，好像只要說到十四、十五號，就表示它有
一種運動的地位。後來推平後整地時有挖到墳墓下面的遺骨，就都處理掉了。那個最後一
天晚上是滿感人的，林森北路那一段全部都是人，大家都坐在馬路上，到了夜晚，大家在
等那個推土機要過來的時候，那邊一把火燒起來，這邊又一把火燒起來。

　　我覺得張景森是都市計劃界的一個務實又帶進步色彩的學術官僚。要理解他，就要理
解他跟老夏的關係，因為是老夏一手把他提拔起來。他在那個時候是唯一博士班畢業就升
助理教授，然後助理教授沒做兩年就去當官了，所以從他從大學部、碩士班到博士班以來
都是老夏拉拔，那時老夏從美國回來，傳授的當然就是柯司特。張景森當然很聰明，吸收
能力很強，然後就用這個東西來批判政府和現實政治，那陳水扁上來是帶有改革色彩的，
城鄉所大體上也都是支持他沒有錯，就是想支持一個改革的力量來改變臺灣社會，當時大
家都對阿扁有非常高的期待。

　　在這個情況下，張景森要進到改革的體制內當然沒有話講，但是他的個性又有兩面，
就是他固然是有一個改革的色彩，但是他又很務實，他知道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他能夠做
到什麼，不能夠做到什麼。這一點他把自己跟老夏做區隔，他就會覺得老夏是理想主義，
是不沾鍋。但是他現在要做事情，要來改革嘛，所以他要大膽的去做事，可是他又存在一
個體制系統裡面，基本上他是要去落實阿扁的想法，包括城市景觀等。所以我覺得，當十
四、十五號公園發生的時候，他的心態其實是覺得城鄉所這群人是不切實際的，只是為了
一些理想在那裡鬧事，而他自己則是很務實的，在一步一步的改變這個社會。」（劉可強
老師訪談p599-604）